台灣《遠見》月刊9月號刊出題為《黃文雄：我為什麼要刺殺蔣經國？》的文章，嘗試著解釋黃文雄當年為什麼要刺殺蔣經國。

       文章説，1970年4月24日，一個陰冷的早晨，一個中等身材，穿風衣的年輕男子越過警探守衛的人墻，迅速從風衣裏掏出一把槍，對準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砰——」地一聲。

       殺手是33歲的黃文雄，當時正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就在他舉手開槍的同時，一名機警的警衛把他的手臂上托，子彈從蔣經國頭頂飛過；他雙迅速開第二槍，蔣經國已經走進旋轉門的右側，子彈在旋轉門的玻璃上留下彈孔。槍口還在發燙，他的心臟劇烈跳動，間隔還不到一秒，他就被高大的警探壓在地，被捕後他站了起來，説了一句事先想好的話：「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一個台灣人一樣站起來）！」

       黃文雄等待判決期間，棄保逃亡，開始了長達25年的地下逃亡生涯。等到1995年底，這名「刺客」被遣返台灣時，他已經在海外流亡了整整32年。回國後，他投身寂寞但影響深遠的人權工作。雖然今年72歲了，但仍舊活躍于社運的硬戰，例如反國民卡案，反全民指紋建檔案……

　　當年虎口余生的蔣經國於事件後對黃文雄等人展開調查。據説，蔣經國曾多次問身邊人：「為什麼台灣人要殺我？」回顧近40年前的往事，黃文雄嘗試著解釋當年「我為什麼要刺殺蔣經國」。

　　刺蔣背景：國民黨的獨裁戒嚴體制

　　我1937年出生於新竹市外的鄉下，離新竹空軍基地只有兩三公里，而我們家十米之外的地方就是通往空軍基地的專用鐵路。1945年我上小學一年級時，盟軍已經開始轟炸台灣，空軍基地被炸得特別厲害。我沒上幾天課，學校就被迫關門了。那時一切以前線優先，島內物質匱乏，採用配給，嚴查黑市。有一天，附近的新竹糖場被炸，庫存的糖漿流到旁邊的水田裏。消息一傳出，我也提了兩個桶趕過去。只見糖場一片火光，人影朝糖場移動，鐵皮一片片飛起又落下，空氣中夾雜著火藥和焦糖的氣味。面對人潮，日本軍警不敢也無法阻擋，人們已經太久沒有嘗到糖味了。

　　另一件事和日本神風特攻隊一名隊員有關。那時日本軍力不濟，已經開始用部分木制飛機對盟軍艦船進行自殺攻擊，這個隊員不過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過兩天就要一去不回地出征了。那天他跑到村裏來，想買一隻小鴨帶上飛機，陪他赴死。他説出理由時，已經沒有平時口唱軍歌、頸係白巾、揮舞軍刀的飛揚神采了。村裏人討厭日本人，不肯賣給他，我母親看他可憐，替他説情，才幫他找到一隻。我至今還記得他手捧小鴨含淚離去時的身影。當時我母親的心情估計很複雜。我父親是工程師，那時被調去建造海防工程，因為替工人説話，被日本軍官找麻煩，最後還是父親的日本老師出面幫忙才平息。因為殖民統治和現代化同時進行，台灣人和日本人的關係極為複雜。

　　1945年10月25日，陳儀履台主持「光復慶祝大會」，台灣人膠離殖民統治、重歸「祖國」的歡欣和熱情達到高潮。可惜這個高潮不只空前，而且絕後，不到兩年就發生了「2‧28事件」以及其後的清鄉運動。

　　我高中就讀的學校是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學，雖然高中時就開始看《自由中國》，但在政治和社會意識上開竅是上大學之後的事。1958年我考進政大新聞系，隨後又讀了兩年新聞研究所。1962年，我認識了幾名蠻特殊的僑生朋友。因為受中國革命的影響，參加東南亞共産黨運動的華人很多，這些朋友雖然不是共産黨員，但耳濡染甚至幫過地下黨親友做過傳信之類的工作，在政治上遠比台灣學生成熟多了。通過他們，我才第一次認清自己在很多方面有多麼幼稚。對我們這個世代的人來説，上世紀60年代的《自由中國》事件是一個很關鍵的分水嶺。

　　繼「2‧28事件」及白色恐怖之後，就連雷震先生這批如此溫和的體制內改革訴求者，都要受到如此嚴厲的迫害，這表明蔣家政權連最基本的思想、言論和結社的權利都不能容忍。此後10年，國民黨的獨裁戒嚴體制果然進入了「超高壓」「超穩定」的時期。沒有停止思考的人都不得不開始思考個人和「國家」的出路。

　　刺蔣動機：打亂蔣家父子接班計劃

　　1964年我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的獎學金，後來又轉學到康奈爾大學。上世紀60年代是美國翻天覆地的時代，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反越戰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等相繼崛起，在很多方面改變了美國社會，至今猶有餘震。

　　我一到美國，不但眼界大開，而且如魚得水，一頭栽進了各種運動，一邊參與，一邊見習。我參與最多的是為黑人爭取基本人權的民權運動，學生民主運動及反越戰運動。參與的同時也是我思考台灣的民主和獨立運動方向的過程。愈親身體驗美國這種波瀾壯闊的運動，愈覺得蔣家政權「超高壓」且「超僵硬」的獨裁統治難以忍受。何況到上世紀60年代末期，蔣家父子的接班計劃已經接近完成，而且聽説他即將第5次訪問美國。

　　在決定刺殺之前，我做過許多思考和分析。首先，如果台灣是一個「國家」領袖繼承機制已經制度化的國家，我是不會去做這種事的。一個領袖走了，另一個馬上接班，新人或許比舊人還糟。其次，如果台灣還有思想、言論和結社等基本自由，我也不會去做，因為改革即使更為艱辛，從事人權和民主運動是民間培養自我組織能力的必要過程，以及為民主建立厚實基礎的必要條件。但因為這兩個前提都不成立，我才決定刺殺。

　　我的目的其實非常非常有限。我知道蔣經國不在了，蔣介石還是會有能力掌控台灣的。我只不過想打亂蔣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劃，希望能重新挑起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借此鬆動——只是鬆動那個「超穩定」的高壓統治，希望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創造一點可能性，僅此而已。此外，私心裏還希望多少為越南人民出力也是一個考慮，那時大發越戰財的台灣已經是美軍的後勤基地。

　　1970年4月24日，我向蔣經國開槍隨即被捕。次年棄保逃亡，開始長達25年的地下流亡。由於我在美國參與各種運動，各國朋友都很多，那25年處處有人掩護照顧，除了不能回家，並沒有吃太多的苦。事實上，只要避免在媒體上曝光，我還是能參加各地及國際的社運。

　　1995年回國後，既然台灣已有言論、結社等基本自由，十幾年來，我也就全心投入社會運動，而社會運動正是廣義的人權和民主運動。這是我大半生一路走來，成就沒多少，但是似乎還是有某種堅持的邏輯。一個已經年過70的老人大概也只能以此自我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