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現在是一個大眾文化的時代，先進的技術給流行文化的傳播帶來了非常大的動力。大眾文化實實在在不可抗拒！在這樣的背景下大眾傳媒的處境很尷尬，怎樣擔負起文化使命是需要我們「傳媒人」考慮的問題。

　　中國國內的電視節目相當多的都是娛樂性的節目，在新聞節目突破上不太多，或者説有困難。其實還有一個方向，就是文化！

　　真正的歷史學家中的大家都是講故事的高手，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相當多的人都非常喜歡聽故事，而歷史正是由故事構成的。

　　《百家講壇》的文化使命，不僅在於讓老百姓有一個安安靜靜的課堂可以去讀歷史、讀文學，我們還有一些文化的追求，我們希望改造中國研究歷史和文化的學風，我們希望每一個專家都能夠發揮充分的想象力，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來寫出今天新的更偉大著作，來豐富我們的歷史、豐富我們的文壇。

　　壇主小傳

　　解如光，國家高級導演，中央電視台資深策劃人，原《百家講壇》欄目總策劃，曾任教中國傳媒大學，現任《人與社會》欄目總策劃，導演《閱盡人間》、《尋找無形良田》、《雪域之夢》、《走近西藏》、《逛衚同》、《趕車闖香港》、《靈芝老人》等多部優秀影視作品，都曾獲國家級政府獎。

　　《百家講壇》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手」

　　原來我們這行人叫「新聞人」，搞新聞的，現在改了,改名叫「傳媒人」。我覺得傳媒好像更確切一些，因為它涵蓋的東西更多了，比以前更加豐碩了。我自己做了一輩子傳媒，從上大學開始一直到現在60多歲了，還在幹這一份工作。一方面是源於對職業的熱愛，另外目前有一份離不開的原因，是跟我自身所擔負的或者説我自己願意去擔負的文化使命密切相關。

　　現在這個時代人們都説是一種「大眾文化時代」，當然還不完全是，是正在向這個時代過渡。中國的文化經歷了幾個不同的時代。

　　原來是文化的權力時代，大家都知道的過去所謂的文化都得要考秀才、當舉人、考進士，讀書人才有文化，老百姓沒有文化，所以社會就形成一種風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把文化當成非常了不得的事，因為文化和權力緊緊相連的。

　　後來我們進入了一個「精英文化」的時代，精英文化最典型的一個口號叫「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大眾服務」，那就是精英為老百姓服務，為大眾服務。我們解放以後一直是執行這一方針，這個方針並不是不好，但是一個「為」字，有的時候「可為」，有的時候「不可為」，有的時候你會做出一些強加給別人的「為」，比如像八個樣板戲等等，這就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時代，是一個過渡的時代。

　　很快文化就進入一種「大眾文化時代」， 大家看到了，在中國僅僅30年時間，幾乎到處都是大眾文化，在文化市場上它們應該是絕對的主力。我們以往牽掛的很著名的歌唱家和老演員們漸漸地看不到蹤影了，那些嚴肅的藝術家曾經一度提出了許許多多的疑問，但是無奈，「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大眾文化為什麼會迅速地佔領了整個文化市場？這裡邊應該説它是一種政治和經濟的雙重互動而形成的結果，是不以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論美國的民主》作者托克維爾曾説：「大眾文化像一股巨大的浪潮，席捲著一切人和一切事，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它都會把你捲進去！」他其實説得很好。大眾文化在中國也是一樣的，我們應該説大眾文化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它其實反映了大眾在文化上的一種強烈要求。

　　其實在這樣的背景下處境很尷尬的是大眾傳媒，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傳媒跟西方傳媒是不一樣的。西方傳媒一般肩負三個任務：第一個是監督政府，第二個是提供信息源，第三個是所謂的記錄歷史。我們在監督政府這方面要比他們弱，但是，我們兼任政府的宣傳教育功能，所以我們和西方的傳媒有著很大的區別。我們還有一點很薄弱的地方，就是新聞的來源往往比較單面，信息源比較少，所以要走這條渠道來復興傳媒業顯然是做不到的。只有在娛樂節目上下很大工夫，大家現在看到了，中國國內的電視節目相當多的都是娛樂性的節目，在新聞節目突破上不太多，或者説有困難。其實還有一個方向，就是文化！

　　險被淘汰，含淚決定要轉向

　　2001年的時候中央電視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設計了一檔節目，就是中央十套科教頻道。當時設計這檔節目時主要想到這個節目主要是面對知識分子，一開始提的口號是「三品」——教育品格、科技品質、文化品位，很清楚，就是要給知識分子一個頻道。當時我在十套做了幾個教育性的節目，我們堅持到2004年左右，不行了。雖然我們幹得很苦，加班加點。但是效果始終不佳，收視率不行。

　　有一個節目，做得很專業，可能是搞美術專業的人特別喜歡看的，叫做《美術星空》。這個節目幾乎所有的畫家都喜歡，説這是中央台唯一的一個由內行做的非常專業的文化節目，而這個節目被徹底地取消了。因為它的收視率太低，那些喜歡看這個節目的畫家，按理説他們應該是忠於這個節目的人，但他們恰恰都是一幫不看電視的人。

　　我原來還做過一檔節目叫做《當代教育》，我們的播出時間恰恰是老師看不到的時間，這怎麼會有收視率啊？而且我們講的那些事情，説實在的，外行人看不懂，內行人不願意看，因為我們都不是做教育的，你怎麼能做得讓內行人喜歡呢？你是個大眾傳媒工作者，説實在的，在泛教育的範圍之內你可能還能講兩句，真正對教育的真知灼見上我們是沒有的，但我們偏要做這樣一檔節目，最後的結果大家可想而知。

　　中央台規定收視率倒數一、二、三要被淘汰出局，其實《百家講壇》當時是倒數第四。當時《百家講壇》的宗旨是辦一個「沒有圍墻的綜合性大學」，我們請了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人，你們所知道的各行各業的大專家全請過，甚至包括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等等，甚至於連那個不會説話的霍金也請過，我也覺得活見鬼的，他什麼也不説怎麼講呢？我當時問編導，他講這個你懂嗎？編導説，一句都不懂，就知道他説的那些詞兒。楊振寧先生講「物理像藝術一樣的美」，我覺得這個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物理怎麼會像藝術呢？我這個策劃人都不懂，觀眾能懂嗎？沒人能懂，所以就沒人看，收視率非常低。

　　我們含淚決定要轉向，要不我們就被淘汰。

　　目標：架座學者通往百姓的橋梁

　　我是 2004年年底進入《百家講壇》的，在入主之前我給《百家講壇》做了一次講課，這次講課就決定了讓它徹底革新，我報告的題目是《架一座學者通往百姓的橋梁》，在學者和老百姓之間架一座橋，把專家學者的知識變成老百姓懂得的東西傳輸到大眾那兒去。我記得當時我非常洋洋得意，我説我們是橋上的石頭，一塊一塊地搭起一座橋來，讓學者踩在我們的身上過去，説起來也特悲壯啊，但確實是這麼回事。

　　《百家講壇》從此一切都改變了，不單單是內容，連方法、連主講人的選擇，一系列的事情都改變了。這個改變可以説是180度的。但是大眾傳媒知道自己要為老百姓為廣大觀眾去做節目的時候，這個道理你是明白了，但是你要做往往做不好，我們有很多節目都是因為這樣而沒有做成的。所以要實現這樣一個轉型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這大量的工作可以説事無巨細，甚至牽扯到了每一個主講人他講的每一篇稿子，他講的每一個細節，都要做改變。大家都知道講《和珅》的紀連海。他就是老北京人，説話有點兒油腔滑調，所以聽著挺像説相聲的。其實紀連海一開始給我們寫的那篇稿子，我個人看著像高中生作文，我們對他的稿子進行了很長時間的磨合，一稿不行，兩稿，到最後至少改了七八稿。

　　《百家講壇》需要的是紮實的內容、生動的講述和新穎的內容。其實《百家講壇》最重要的轉變，第一個是立場的轉變，把「為知識分子」改成「為大眾」；第二個重要轉變是方法的轉變，是怎麼講的問題；第三個轉變，就是一個我們不願意看到的現象，培養了很多的明星，明星主講人。為了選主講人我幾乎走遍了中國的所有高校，想找個人不容易，因為主講人不單單在學科本身要有一定的功底，另外還要有風度，還要會講。

　　經歷了這樣三個很重要的轉變，以前我們説《百家講壇》百家學問都講，這就出現了問題。比如我們曾經做過一個題目《小行星真的能撞上地球嗎》，當時講課的人是中國很優秀的天文學家,他非常善於把很枯燥的科學的東西講得很有趣很生動，但是他必須要講解基本概念，在節目前30多分鐘已經出現了十多個到二十個新概念，觀眾基本上聽不懂。

　　所以當時我們就痛下決心，給《百家講壇》這一段時間裏到底講什麼做了一個巨大的改變，我們當時定的方針是「偏重文史、尤重經典」，逐漸地擴大大家對文化的興趣，後來歷史證明，這個決定是對的。

　　秘訣：用講故事的方式增加敘述趣味性

　　其實偉大的作品都是需要反復地讀，反復地咀嚼的。我們講《紅樓夢》有人提出了很多很多意見，但是劉心武非常會講，引起了很多觀眾的共鳴，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收視率。對《紅樓夢》的爭論，就像我們平常説的「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的理解都不同，為什麼非要人家跟你理解一樣呢。正因為這種不一樣，大夥要商量要討論，所以收視率就漸漸升高了，而老百姓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對《紅樓夢》的理解就加深了。講什麼很重要，要講大眾喜聞樂見的，我們不講那些稀奇古怪和過分深奧的，讓大眾多多少少知道一點，但是知道得不是很清楚，而且他們有發言權，他們可以參加這個問題的討論，他們可以出來説我認為《紅樓夢》是怎樣的，我認為賈寶玉是怎樣的，我覺得這個非常好。如果老百姓對一部文學著作、歷史書産生了興趣，恰恰是文化在滋生、成長的過程。

　　「 講什麼」這個問題初步解決之後,就是一個「怎麼講」的問題。怎麼講這個事情後來弄得很麻煩，很多史學家對我們攻擊得很厲害，説我們在講故事。講故事就是用一種敘述方法，事實上真正的歷史學家的大家都是講故事的高手，我們將中外不同的史學家做的事情對比一下，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只是到18世紀、19世紀以後這個事情才有了一點變化，相當多的人都非常喜歡聽歷史故事，而歷史正是由故事構成的。

　　在歐洲最著名的一本歷史書叫做《羅馬帝國興衰史》，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英國人叫愛德華‧吉本。這個人流傳下來的只有這一本書，他有一大堆目錄，其他的書都沒有被找到。但是這本書200多年來始終長銷不衰，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認為這本書是一本偉大的著作，而這一本書就是講故事的典範。中國治史的傳統也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但是中國歷史是「文史不分家」 的。其實在中國歷史的根上，我們現在奉為經典的所謂十三經當中的《左傳》和《戰國策》，你很難説它們就是歷史。

　　所以用講故事的方式來增加敘述的趣味性，是《百家講壇》成功的一大秘訣。要完全追究歷史的真相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所以我們説講究歷史的敘事讓它變得生動有趣，讓更多人對歷史産生興趣，並不一定對歷史的每個問題都要得出結論，而是用開放性、討論性的方式引起大家的興趣。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想想，我們讀歷史的時候是按照歷史學家研究歷史的方法得出樂趣的嗎？我們一般讀者可能就是因為歷史事件啟發智力，對我們的生活可能産生一些影響，這是我們讀歷史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們提倡討論，不提倡一定要得出什麼結論來，我們希望更多人從不同的層面討論、研究，我們有一種歷史的感覺、歷史的意識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用道德的方式判定誰是對的誰是錯的。要是那樣做，我們就會想象到，歷史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説不清的。提倡歷史的敘事、提倡歷史的豐富表達、提倡歷史不同觀念的討論，這是《百家講壇》所追求的。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敘述，最好能夠把歷史講得更生動有趣些，讓每一個人都去愛歷史，讓每一個人從中去感受我們歷史的豐富，讓每一個人從中感受到我們民族的偉大、我們文化的偉大，這難道還不夠嗎？

　　《百家講壇》的文化使命，不僅在於讓老百姓有一個安安靜靜的課堂可以去讀歷史、讀文學，我們還有一些文化的追求，我們希望改造中國研究歷史和文化的學風，我們希望每一個專家都能夠發揮充分的想象力，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來寫出今天新的更偉大著作，來豐富我們的歷史、豐富我們的文壇。

　　説到這兒，多多少少有一點兒超越了傳媒人責任的範疇了，有點兒説了幾句慷慨激昂的大話。我們確確實實有這樣一些想法，我們希望不僅老百姓喜歡讀史、喜歡文學，我們的研究機關，所有的研究人員也應該要重新用一種方式去思考你的研究工作。 (根據解如光在珠海文化大講堂的講座整理編輯，未經本人審閱)

　　本報記者 李月寧 實習記者 孫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