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一二十年代，海上有一文虎團體，曾盛極一時。它名為萍社，取萍水相逢之意。一時才俊，無不畢集。小説家有孫漱石、徐枕亞、陸律西、施濟群等，文藝家有步林屋、王均卿、姚勁秋等，書家有天台山農、七子山人等。或角逐爭勝、或把袂言談，名士風流，極富情致。而當時年才弱冠的陸澹安，就極為引人注目，是萍社五虎將之一。射文虎雖是一種文字遊戲，但它對猜謎者的要求頗高，既要對古代儒學典籍和文學作品相當熟悉，亦必須思維敏捷，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

　　擅文虎的陸澹安不久即以偵探小説《李飛探案》聞名于當時，是書被鄭逸梅讚為「思想縝密，佈局奇詭，使人莫測端倪，大得一般讀者的歡迎」。

　　作為一名偵探小説家，其小説研究之作《説部卮言》亦獨具特色。這本書收入了陸澹安關於《水滸》、《三國》、《紅樓》和《儒林外史》等幾部古典小説的研究專著，其中一大特色就是「喜歡捉人家小説裏的漏洞」，以偵探的眼光，將小説中的疏漏脫節處，「一樁樁的替他捉出來」。

　　為何要捉名著的「漏洞」？

　　「澹安少時，任俠好義」（周瘦鵑語），他「性急如火」、「善怒」，被友人譽為「天空星急先鋒索超」，説他「猛且勇，急先鋒，一枝禿筆逞威風」。他素有智囊之稱，朋友遇到疑難不決之事，往往會請他想辦法。在萍社時，陸澹安曾別號瓊華館主，因近視，常年戴著一副眼鏡，社友王毓生則戲稱他為瓊華眼鏡。

　　陸澹安在《李飛探案》中塑造的偵探李飛形象，頗有他本人的影子。《夜半鐘聲》中有一段對李飛形象的描寫：

　　大門一開，卻進來一位精神活潑的少年。那少年不過二十左右年紀，戴一副羅克式的玳瑁邊的眼鏡，披著一件厚呢的大衣，左手插在衣袋裏，右手卻拿著一頂哈德門呢帽。

　　李飛既有讀書人文質彬彬的氣質，又有敏銳的觀察力和嚴謹的邏輯推理能力。作為一名非職業的偵探家，李飛為何探案呢？李飛在《古塔孤囚》中如是説：「偵查案子，身體上果然很勞苦，或者還很危險，但是，揭破了人家的黑幕之後精神上卻很愉快的，況且這也是保障人群的勾當。」探案既能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又有益於人群，何樂而不為？

　　李飛探案，憑藉的是敏銳的觀察力和縝密的邏輯推理能力。而澹安讀小説，亦是目光如炬、心細如發，能在細節處發現破綻，頗受時人讚譽。鄭逸梅曾戲以竹林七賢喻《金剛鑽報》諸人，將陸澹安比作向秀，稱「向秀清悟有遠識，注《莊子》，妙行奇致，大暢玄風。而陸澹安君讀書別有識見，為《舊小説之研究》，素所膾炙人口。向秀有知，當引為知己」。

　　對於古典名著，雖然心之愛之，卻並不頂禮膜拜，而是以偵探的眼光，來「尋瑕索疵」，澹安此舉，顯得頗為另類。

　　然而，讀書貴在多思善疑，「尋瑕索疵」，既能顯自家獨到眼光，訓練自己的觀察力，又緊密圍繞小説的情節設置、人物塑造、環境背景等基本要素著眼，正如陸士諤所説：「吾家澹安評論小説，從情節合理與否、文字優美與否著眼，真是善讀小説者。」

　　馬二先生的銀子

　　在《〈儒林外史〉研究》中有如下一段話：

　　第十四回馬二先生為了蘧公孫的事，墊出九十二兩銀子。後來蘧公孫回家，馬二先生向他説明後，恰巧第二天馬二要往杭州遊玩，蘧公孫便封了二百兩銀子，備了些熏肉小菜，親自到文海樓送行。可見那九十二兩銀子，蘧公孫早已加倍奉還馬二了。但是後文馬二先生遊西湖，書中説道：「……望著湖堤上，接連著幾個酒店，挂著透肥的羊肉……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吃，喉嚨裏咽唾沫。」第十五回馬二先生向洪憨仙道：「晚學在嘉興選了一部文章，送了幾十金，卻為一個朋友的事，墊用了去……寓處盤費已盡，心裏納悶，出來閒走在……」照此語氣看來，似乎他所墊的九十二兩銀子，蘧公孫並未還他。那末臨行時所送上的二百兩銀子，究竟哪去了?前後對照，似乎有些矛盾。（《説部卮言》395頁）

　　不曉得有多少讀者會像陸澹安這樣，記挂著馬二先生銀兩的去向。我想大部分讀者都不曾留心於此。帶著「馬二的銀子去了哪」這樣的疑問讀《儒林外史》，應該是種焦慮的體驗。倘若是在書場中，陸先生完全可以向説書人發問，機智的説書人説不定會插入一段比如馬二先生的銀子被××騙走的故事和聽眾互動，博得滿堂彩。

　　可惜，這不是書場。陸先生只能帶著疑問讀下去，而種種疑問卻越積越多。譬如，月盡的日子，如何會有一輪明月升上來？秋末冬初時節，怎會有賣菱角的船？這些尚屬小的疑問。更多的是由於《儒林外史》「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來俱迄」（魯迅語）「集碎錦」式的寫法，諸如年份、地點、時令之類的矛盾錯亂及疏漏不可避免，陸澹安為之一一指出，不可不謂目光如炬。

　　第二十五回收束處，寫向知府被委赴寧國府摘印事。憑空加這一小段，與前後文毫無關係，似乎應當刪去。（按書中著此一段，只是為二十五回收束處作一驚人之波瀾耳。但憑空加入太不自然，不如刪去之為愈也。）（《説部卮言》395頁）

　　在書場中，穿插一段故事，只要説得精彩有趣，往往不會引起聽者的反感。而在小説中，過多的無關緊要的穿插，則往往會破壞小説結構的有機性。問題在於，《儒林外史》本身即是「倣説書人體例所寫的一部諷刺士林官場和市井的小説，它未必在書場裏讓説書人講述流傳過，可是由一個角色銜接另一個角色，帶出另一段故事的轉折遞漸之法，卻將書場中閒話閒説、挾沙跑馬的功夫發揮到極致」（張大春《小説稗類》，190頁）。「閒中生色」是《儒林外史》的特色，嚴謹的結構和精妙的佈局也許並不是吳敬梓的美學追求。

　　《儒林外史》獨特的寫法使得有些小説人物會如黃鶴杳去。沒有一一交代結局，也未必是一種疏漏。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説，視點也已從一個角色轉移到另一個角色。

　　《儒林外史》刻畫人物「燭幽索隱，物無遁形」（魯迅語），佈局結構看似不甚講究，而能「前後顧到、處處貫穿」（澹安語），實在一部優秀的著作。捉《儒林外史》的「漏洞」，並非是對其小説藝術的否定，相反，對優秀之作「尋瑕索疵」，才更有挑戰性，這也是陸澹安以偵探的眼光讀書的趣味所在。而「粗枝大葉」缺乏偵探眼光的讀者，將小説閒閒讀過，不求甚解，那是另一種趣味。

　　張翼德大戰長橋——歷史小説中虛構的尺度

　　《〈三國演義〉研究》中寫道：

　　書中寫張飛乃是一介武夫，十分粗鹵，當然不懂政事的了。既然如此，龐統在耒陽縣不理政事，劉備何以派張飛前去究問？這一層似乎也説不通（此事固非演義所杜撰，但演義寫張飛太粗，則此處便覺不合情理矣）。（《説部卮言》308頁）

　　由此可見，陸澹安並不主張歷史小説只能「實錄」。正史中有的，未必要寫入小説；正史所無，亦可增添虛構。但是，虛構的尺度在哪？

　　依著陸澹安的偵探式眼光來看，《三國演義》把諸葛孔明寫得過分神奇，如祭東風及借壽之類。《三國演義》的這種寫法也確實為不少人所詬病，魯迅就曾批評為「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陸澹安認為，「呼風喚雨，為情理之所必無。正正噹噹的歷史小説中，似乎不應當把這種荒唐無稽的故事蒐羅在內。」

　　通觀陸澹安對古典名著的「尋瑕索疵」，所謂的「瑕疵」處就是「不合情理」、「為情理所必無」之處。

　　李飛探案，亦強調情理。在《棉裏針》中李飛説：「天下的事情，不論怎樣曲折，總逃不出情理二字。」

　　「情理」是明清小説批評中的常用語，亦稱為「人情物理」。葉晝評點《水滸傳》曰：「《水滸傳》文字不好處，只是在説夢處、説怪處；其妙處都在人情物理上，人亦知之否？」（第九十七回回評）而張竹坡評價《金瓶梅》雲：「做文章不過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長文，亦只是情理二字。」

　　那麼，何謂「情理」？

　　小説的創作無論人物性格的設置、具體情節的安排都要符合「情理」，即要符合社會生活與人物性格、命運等的內在邏輯與必然規律。虛構僅僅是手段，目的是要達到更本質的真實——這關鍵就在於虛構是否符合「情理」。「由於現實世界中的人的面目、性格、言語、行為有其不可度越的生理和物理限制，小説中的人物亦必須服膺同樣的法度。」（《小説稗類》267頁）小説中人物的行為，與現實中的人物一樣，要符合其自身的性格邏輯。

　　故而，第四十四回中，孔明在與周瑜議事時，將曹植的《銅雀台賦》改了兩句，説曹操欲得江東二喬，借此激怒周瑜，陸澹安認為是不合情理的。因為再好色的人也不會將自己的心思告訴兒子，而兒子即便知道了，也不會做在文章裏。同樣，上級劉備明明知道張飛是個粗人，不懂政事，為何要派他去過問？而擺陣破陣、呼風喚雨之類，那就更是惡札，因為現實生活中無此情理。

　　由此可見，在陸澹安那裏，虛構有一個標準，要符合生活的真相和邏輯，才能讓讀者感到可信。進一步，他反對向壁虛構的杜撰之作，倘若作者有「耳所聞、目所見」的經歷，在此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往往能創作出入情入理的小説。

　　然而，在《三國演義》中，呼風喚雨、借東風之類因不符合生活的真相與邏輯是惡札的話，那麼「張翼德大戰長橋」呢？這是《三國演義》中的重要片段，僅僅通過「聲如巨雷」的三次大喝，威武勇猛的張飛就活現在我們眼前。

　　第四十二回敘張飛守長橋事，書中説道：「乃挺矛又喝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卻是何故？’喊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倒撞于馬下，操便回馬而走。於是諸軍眾將，一齊望西逃奔，……曹操冠簪盡落，披發奔逃。」一喝之威，竟能如此，似乎形容得太過分了？便算夏侯傑是個特別膽小的人，受不住張飛的一喝，那曹操卻是個久經大敵的人，老奸巨滑何至亡魂喪膽若此？無論如何，不合情理。（《説部卮言》304頁）

　　按現實的「人情物理」來説，很難有人具有「大喝一聲」驚得他人「肝膽碎裂」的威力。然而這樣的寫法，雖不具備細節的逼真，卻如同中國畫的遺貌取神，寥寥幾筆，神韻俱出。那麼，小説中，這樣的神來之筆，是否應該保留？

　　剝繭抽絲，走向正鵠

　　偵探小説是小説中的一個獨特門類，它含有「智」的因素。偵探的破案過程，往往憑著敏銳的觀察力、冷靜的理智，通過科學的方式，調查求證、綜合分析，用正確的邏輯推理，得出結論。探案過程荊棘叢生，亦充滿探究的樂趣。

　　在《〈水滸傳〉的研究》中，我們能看到陸澹安偵探「探案」的過程。首先，從細節入手，不放過任何微小的地方。《水滸傳》的地名、官名、衣食住行、風俗習慣、方言俗語，他都花大力氣考證。看似瑣碎，卻為我們提供了從細節進入歷史的途徑。他運用社會學的眼光，通過具體細緻的考證，為我們鉤稽出古代社會的史料，使得我們對古代社會的服飾、婚姻、家庭、道德觀點、風俗習慣等有所了解，而閱讀《水滸》也成了了解古代生活的一面鏡子。正如陸澹安所説：「中國歷代社會的風俗習慣，在統治階級主編的所謂正史中，是絕對看不到的，倒是小説中還能窺見一鱗半爪。《水滸傳》雖是敘述宋朝的故事，因為作者是元末明初人，而改編潤色者又都是明朝人，所以書中描寫的風俗習慣，可能有許多是元朝或明朝的，不能認為全是北宋時代的社會情況。可是我不管它是宋朝的、是元朝的，或是明朝的，能在一部小説中看到幾百年前的許多風俗習慣，這總是可喜而不應當輕易放過的。」

　　其次，具體考證中，他重實證、重邏輯推理。在談《水滸傳》版本問題時，他並不迷信權威，而是在盡可能多掌握證據的基礎上，細密考訂，以歷史進化的眼光，謹慎得出結論。關於《水滸傳》的百十五回本，學術界向來存在頗多爭議。胡適認為百十五回本是坊賈刪節本。魯迅則認為百十五回簡本是現存各本中成立最早的本子，因為它最接近原本。可能由於《中國小説史略》體例的限制，魯迅沒有展開論述，僅用「以其用字造句，與繁本每有差違，倘是刪存，無煩改作也」幾句簡短帶過，胡適則認為這種説法難以信服。陸澹安則從百十五回本的回目與其他本子的區別、習見語言的不同及文字的對勘三方面細緻考訂，以歷史的眼光，謹慎得出百十五回本的成立當在各繁本之前。這一考證過程既充滿艱辛，又極富探究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