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郵件處理中心內有一塊專門的場地負責處理台灣郵件，這也是根據「兩會」協議確定的。兩岸「三通」後，這裡非常繁忙。由於需要處理的郵件很多，寒冷的冬日，員工們往往還是穿著短袖工作。（穆亮龍　攝）

剛剛接收的台灣郵包，上面有「台北航空郵件處理中心」的字樣。（穆亮龍　攝）

員工們要把接收來的台灣郵件分撿到貼有不同城市名的小格子裏。（穆亮龍　攝）

　　選擇通，就是選擇和。溝通才有化解隔閡及對立的機會，互通才有互信的可能。兩岸在通的良性互動中，才能逐步結束敵對，建立互信，構建和平框架，實現台海永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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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集　　兩岸「三通」和平選擇

　　[上海郵件處理中心忙碌現場(壓混)

　　2010年的春節就要到了，上海郵件處理中心的員工們正忙著處理往來兩岸的郵件。上海市郵政公司市場部業務主管姚列君告訴記者，根據兩岸直接通郵一年來的經驗，每逢傳統節日，兩岸往來郵件都會大幅增加，上海郵件處理中心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應對春節期間將要出現的業務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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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列君(上海市郵政公司市場部業務主管)：今年春節肯定又是一個業務的高峰，當然我們也為此做一些準備。第一,在目前情況下，上海所有的網點都能收寄到台灣的郵件。第二,我們處理的人員已經做好準備，相關的準備工作已經完全到位，相關的人員配備、物資的準備、相關的航班聯絡,我們都已經做了這樣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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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姚列君介紹，目前兩岸郵政往來業務主要包括信函、掛號信、印刷品、包裹和特快專遞。如果兩岸民眾需要郵寄一些比較緊急的文件、産品貨樣，一般都會選擇特快專遞的方式寄遞。記者問起兩岸間的特快專遞能有多快，姚先生的同事秦國敏搶著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故事就發生在2008年12月15號，兩岸直接通郵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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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國敏：去年12月15號，那天我很興奮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下班之前，五點之前我收到好多郵包，是台灣郵政寄給我們的，寄給我們郵政公司的。他們是做了一個很漂亮的包裹箱，然後有一個賀卡，祝福的。然後有一些他們台灣當地糕餅很精美的，包括一些他們茶葉之類的，還有郵政公司一些小的紀念品，包括他們一些郵政卡通人物、郵車這些模型給我們。其實他們就是早上第一個航班，然後中午到我們處理中心，然後我們當天就投遞的。那是最快的。我們當天也給他們寄一些禮品，他們第二天也都收到了。雙方覺得特別興奮，因為從來沒有這麼快的速度，他們一份心意直接能夠到達我們上海。那個叫做真正的特快，快的不得了。

　　穆亮龍：你後來有沒有考證過，這是不是兩岸三通以來，第一份郵件？

　　秦國敏：那肯定是，我把我收到那一個郵包封皮我都留著，我覺得特別有意義。沒有通的時候，我們平時也是通過其他方式，每年在給他們寄賀卡，包括生肖首日封，每逢節日我們都給他寄。那直接通郵以後，我們更方便。像今年中秋節，我們每人給他們寄一盒月餅，然後寫一張賀卡，代表我們整個上海郵政員工心意給他們寄過去。

　　穆亮龍：他們收到之後怎麼跟您回復呢？

　　秦國敏：他們有的會給我寄一些小禮品過來，有的馬上就給我來電話了。那次很快，大概我寄過去只有第三天，他們辦公室成員收到以後，就給我打電話。他説，「秦主任我現在就吃著你的月餅了，我把我一盒全部打開，分給我們辦公室所有人吃」，他就感覺特別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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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國敏和台灣郵政同行間的聯絡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台灣郵政人員很多是上世紀四十年代跟隨國民黨軍隊從大陸到台灣的，身為郵政業者卻無法與對岸有只言片語的聯絡，成為他們心中的痛。當兩岸「三通」的呼籲提出之後，對和平的共同追求把兩岸郵政業者聯絡在一起。當然，這樣的聯絡最初只限於民間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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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國敏：我們上海郵政對台那個系統是很早，從80年代就開始有了。然後就是我們開始民間跟台灣郵政方面開始溝通。我們是通過一些，原來一些郵政老朋友，因為台灣郵政有好多是以前從上海、從大陸這邊過去的。他有這樣一個情結，他也逐步逐步跟我們這邊內地，跟大陸在聯絡。其實最早的時候我們郵政部門跟台灣一些郵政的老員工，大家互相往來通過私人活動，到大陸過來。他是通過旅遊的方式，從第三地再過來，因為上海他們還有好多親戚在這兒，然後跟我們這邊也來接觸。因為他上海郵政有老朋友，好多都是同事，然後四幾年過去的，他回到上海跟老朋友見面，就有一個溝通。他們就感覺到很不方便，又不能通電話、又不能通信，雙方信息又沒有。通過他們這些老郵政來做工作，我們也成立一個郵電聯誼會，然後他們那邊也有一個民間組織，通過民間大家先溝通，促成把民眾呼聲向政府部門反映。雙方呼籲促成儘快實現這樣一個通郵業務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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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女士告訴記者，在兩岸隔絕時期，台當局擔心兩岸溝通給自己在島內的執政地位帶來威脅，所以禁止兩岸信息交流。但兩岸民眾仍然通過民間渠道，架起了無法割裂的聯絡。和平交往的渴望推動著兩岸「三通」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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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亮龍：兩岸還不能通郵的時候，障礙在什麼地方呢？

　　秦國敏：障礙是他不接受你的郵件。他也擔心通過宣傳，郵件裏邊可以放宣傳資料，意識形態的東西可以過去，他就是把雙方交流阻斷。萬一交流頻繁以後，雙方感情很密切、溝通很深的話，他以後還要採取一些什麼措施，很難做通工作。

　　穆亮龍：後來是什麼讓他們慢慢轉變了呢？

　　秦國敏：其實到最後是大勢所趨，其實哪怕最後沒有直接通，間接通已經很頻繁，只不過大家雙方耗時間、耗財力不方便，其實還是在通，只不過通過第三地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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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兩岸民眾呼籲和郵政業者的努力下，兩岸郵政業務開始了從單向到雙向，從間接到直接的曲折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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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5月，大陸全面開放受理寄往台灣的平信業務；6月開始收寄寄往台灣的掛號信函，均經香港郵局轉寄。

　　1988年4月，台灣通過紅十字信箱50000號開辦寄往大陸的航空郵件。

　　1989年6月，台灣郵政部門開始直接收寄到大陸的航空函件，向上海直封航空函件總包。

　　1990年11月，從北京舉辦第11屆亞洲運動會開始，北京開辦寄往台北的特快專遞業務。

　　1991年1月，北京、上海、廣州、廈門四個郵局向台灣基隆郵局直封水陸路函件總包。

　　1993年2月，上海舉辦第一屆東亞運動會開始，上海開辦至台北特快專遞業務；台灣郵局開辦收寄大陸水陸平常函件。

　　1993年4月29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與台灣海基會簽署《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

　　1994年12月，台灣中止北京、上海至台北的特快專遞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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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郵政公司市場部業務主管姚列君（右）在上海郵件處理中心接受中央台記者穆亮龍採訪（秦國敏　攝）

上海郵件處理中心的員工們正在處理郵件（穆亮龍　攝）

上海郵政的質量方針（穆亮龍　攝）

　　1993年新加坡「汪辜會談」之後，台灣方面正式開辦寄往大陸的掛號函件業務，範圍包括信函、明信片、郵簡、印刷品、新聞紙和盲人文件。同時受理查詢、補償業務，結束了大陸一直單方面對台開辦掛號業務的局面。但兩岸間郵政産品的單一仍給兩岸民眾帶來了極大不便。上海市郵政公司姚列君説，在2008年12月15號兩岸「三通」實現之前，由於兩岸間沒有直航班機，郵寄品仍要經第三方繞道，並且物品類郵寄品仍然無法進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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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列君：在去年12月15號以前，我們物品類東西是不能通過郵政的渠道進入台灣。很多台胞特別是經商台胞，進入上海地區或者在上海周邊地區經商，往往他們要和台灣進行聯絡的話，因為當初我們沒有開辦物品類的交際，所以往往有一些小的樣品、一些重要的單證他們覺得時間上不夠快。郵政要通過第三方繞道，然後寄遞，所以往往這些台胞有很多的怨言，包括我們本地的群眾。因為特別是中國人有這樣的習慣，到逢年過節，在中秋的時候、在春節的時候，希望寄遞一些土特産或者禮品之類東西。因為台灣當地海關的原因，所以我們當初沒有辦法寄物品進入台灣。但是在今年中秋時間，就明顯改變了，我們有很多業務量來自於個人禮品，像月餅或者其他的土特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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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實現後，往來兩岸的郵件可以直接通過直航航班投遞，節約了時間。郵寄的內容、範圍擴大，郵寄産品增多，兩岸民眾有了更多樣的選擇，可以考慮時限問題，可以考慮價格問題。這也成為「三通」帶來的便利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謝鬱研究員分析，「三通」的實現源於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源於兩岸民意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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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鬱(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兩岸要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它首先是兩岸關係發展客觀的需要。我們説兩岸雖然是一汪海峽，把台灣大陸兩邊地理上的區分。實際上在79年，自從兩岸開始接觸以後，實際上兩岸關係形勢迅猛發展，它首先是一個客觀需要。兩岸之間貿易往來、人員往來、交流各行各業互通和交流，實際上就是一種隔不斷的一個客觀的潮流，交流大潮。既是兩岸本身社會經濟、發展、生活所需要的互助、互利、互惠雙贏的交流，同時它也是兩岸同胞從歷史上、文化上、血緣上隔不斷的天然聯絡，需要一個交流。那麼這個三通交流，大陸方面在把握客觀需要之後，提出來。同時我覺得它真正的動力，來源於兩岸社會本身的發展，這是一個客觀的。那麼第二個，三通它是兩岸民意的渴求。我們看到多少年兩岸民調，都是超高支持度，要支持三通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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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多年從事郵政行業的姚列君來説，兩岸「三通」的實現，還有更重要的意義，表明郵政業者也在餞行人權宣言，他們也可以為兩岸的和平盡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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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列君：我們在為所有老百姓、為我們同胞在做事，我們甚至為世界各國的人員都在做事，我們郵件可以到南極、可以到北極，但是在前一段時間，或者説在最前一段時間，我們卻不能到我們自己的寶島，這是最遺憾的事情。對於郵政來説，按照郵聯的規定，按照聯合國憲章，我們郵政應該為所有公民提供一個基本的服務，這本身對人權也是一種體現。所以我們當初就説，對我們郵政人來説我們也覺得非常遺憾，但是在目前情況下，我們認為這個遺憾在逐步消除，那麼隨著兩岸阻隔這麼長時間以後，我們實現真正的三通，我們郵件可以直接到達，另外可以快速到達，事實上，郵政也在餞行人權宣言。我們為所有民眾、為我們同胞來提供我們這樣的服務。我認為這是一個最大的好處，真正體現了郵政為老百姓服務，這是體現我們的宗旨。我認為這個對我們郵政人來説是很高興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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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關係的發展從1979年之前的對峙隔絕，到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走向接觸交流，90年代後進入全面的快速發展，雖然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兩岸關係出現過持續緊張和危機，但在2008年以後兩岸關係又出現了重大轉折，進入了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新時期。從兩岸關係發展的整個歷程來看，「三通」從開始提出到最後實現，也隨著兩岸關係的起起伏伏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波折。對和平的追求成為兩岸「三通」曲折向前的永恒目標。社科院台研所副所長謝鬱認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兩岸關係的全面正常化，包括政治關係的正常化、經濟關係的正常化和交流的正常化。「三通」是兩岸交流正常化和經濟關係正常化的標誌性進展，保證了兩岸民眾的常態化交流。回顧「三通」的曲折歷程，可以為兩岸關係未來的和平發展提供三點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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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鬱：三通之所以這麼困難，走了三十年，我們現在回顧起來，我覺得首先第一個政治上因素阻礙了經濟和民間社會交流的發展，其實是兩岸人民和社會付出代價。我們知道在80年代，兩岸初步有一個接觸，到80年代末台灣當局也開放台灣民眾到大陸來探親。但是台灣島內政治的發展，尤其後來隨著本土意識高漲、台獨勢力惡性膨脹等等，使得台灣開放兩岸交流步伐屢屢受阻，所以才會有後來李登輝時期的戒急用忍，才會有陳水扁提出來的嚴格管理、有效管理等等這樣的作為。所以我覺得三通的腳步之所以走的慢，它主要因為政治因素的干預，政治因素的阻礙，而這個因素來源於島內政治生態的變化，和一些分裂勢力、台獨勢力的阻撓。大陸方面一直強烈想推動這個三通達成，如果沒有2008年台灣島內及時發生積極的變化，也就是台獨的下台，那麼三通可能還要往前走的更長。

　　第二個啟示，我覺得，雖然三通一直遲遲沒有全面達成，但是兩岸的民眾民意的推動和自下而上經濟發展客觀需求，其實是讓水衝出來渠。兩岸社會和人民客觀的需要，這是一個不可阻擋的動力，那麼在作為當政者來説，順應這個潮流，實際是一個對人民負責的表現行為。那麼阻礙這種潮流，最後你肯定阻礙不住，而且你本身施政還會扣掉很多的分，所以我想這是第二個啟示。

　　第三個，我覺得從未來來看，三通實現它會極大的促進兩岸社會的交往和經濟生活的更進一步密切合作、和雙贏互利過程。「三通」之後，對兩岸全面和平發展、尤其社會和經濟方面交流，是起到極大的助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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