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兒會前

縱情演唱

    位於康樂縣南端的蓮花山，每年農曆六月初一至初六是「洮岷花兒」傳統的演唱會場，以場面的宏大和演唱形式的別致而聞名國內外。由於臨洮、康樂縣的大部分地區也是臨夏花兒的盛行區，所以從1980年以來，來自臨洮、臨夏等地的臨夏花兒歌手也在這裡大顯身手，使兩種不同的歌種在同一個花兒會上爭奇鬥妍。

    人民創造了花兒，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也在不斷地開拓著花兒的演唱領域。近年來各地文化主管部門，對群眾歌唱活動的積極支持和鼓勵，是花兒會不斷增多的重要動力。

　　洮岷花兒

　　花兒會是我國西北獨有的一種農村文化娛樂形式，以寺廟為依託、説唱為形式的一種民間傳統節目。這種「民間的遊藝是有季節的，按期舉行迎神賽會，或開騾馬大會、賭博會，是交易而兼娛樂的性質。」花兒會主要分佈在黃河上遊的兩大支流湟水、洮河流域以及渭河源頭地區。如甘肅康樂縣有12處，臨洮縣有24處，渭源縣有7處，臨潭縣有52處，卓尼縣5處，岷縣24處。花兒會雖然是一種民間文化集會，但也具備市場的一般功能，屬於農村市場的一種形式。

    有研究者認為，洮岷花兒是「蓮花山花兒」和「岷縣花兒」的總稱。

    據康樂縣文化局有關研究者介紹，洮岷花兒是西北花兒的兩大流派之一（另一派就是河湟花兒），在當地各族群眾中漫唱。廣泛流行于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的康樂、和政縣；定西地區的臨洮、岷縣（岷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臨潭（洮州）、卓尼、舟曲縣等地。

　　先有調、後有詞

　　據有關研究者介紹，根據音調、唱詞、演唱風格，洮岷花兒分為「南路花兒」和「北路花兒」。其中「南路花兒」以岷縣二郎山花兒會為中心，「北路花兒」以康樂縣蓮花山花兒會為中心。

    民歌是原始文明的先聲，是民俗社會的産物，有著嚴格的地域性和鮮明的民族性。洮岷花兒被當地群眾稱為「草文章」，分為「本子花兒」和「散花兒」。所謂「本子花兒」，指成本成套的演唱，有歷史人物故事和民間傳説，諸如《三國演義》、《西遊記》、《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台》等；「散花兒」則多為歌者觸景生情、即興創作的短歌，唱詞的字數、行段都很自由，一般都押韻。有的一韻到底，稱為「單套」；凡一首中押兩個或三個韻腳的稱為「雙套」。

    洮岷花兒按照演唱形式，分為「開頭歌」、「問答歌」、「對唱歌」、「聯唱歌」、「生活歌」、「短歌」和「長篇敘事歌」。花兒研究專家宋志賢先生認為：「在我國詩歌發展過程中，交叉押韻法自《詩經》之後再未用過。唯獨出現在河州花兒和洮岷花兒中。」關於花兒與《詩經》在韻律方面的相似處，近年來有很多研究者紛紛撰文予以認可，並形成共識。岷縣博物館館長、花兒研究者張潤平先生認為，《詩經》是不會影響花兒的，只有花兒才會影響《詩經》。「因為唱花兒的人是不會去讀《詩經》的，他們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文盲出身。」張潤平認為，作為一種民歌形式，先有調、後有詞，調式的形成與成熟肯定比歌詞的形成與成熟要早。

    臨夏花兒包括河州花兒和蓮花山花兒。河州花兒又稱「少年」，近些年也稱「西北花兒」，在青海有人稱「河湟花兒」。蓮花山花兒又稱洮岷花兒。近年來一些研究者認為，河州花兒和蓮花山花兒均發源於臨夏。

　　流傳

　　據康樂縣文化局研究者介紹，「花兒會」最初是一種與廟會祭祀活動有關的民間集會，人們在風和日麗之際，來到風光靈秀、寺廟林立的地方，向神靈祈求風調雨順、人畜平安，也利用這難得的農閒時節遊覽山水風光，交流感情。許多年輕人在唱神頌佛之餘，也同時祈求婚姻美滿，年輕異性之間也在用歌聲進行試探交流。久而久之，男女間唱「花兒」、談情説愛也就成了廟會的重要內容，到了後來，廟會的宗教迷信色彩日趨淡薄，而唱「花兒」的成分卻不斷增加。隨後，逐漸演變成了「花兒會」。

    臨夏花兒唱詞優美，曲調動聽，流行于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的廣大地區，甘肅接近陜西四川的一些地方也有波及；傳唱在漢、回、東鄉、撒拉、土、保安和部分藏、裕固等眾多的民族群眾中。流行地區之廣，傳唱民族之多，唱詞之浩瀚，音調之豐富，可位列全國民間音樂藝術之首。被人們讚譽為「西北花兒」、「西北之魂」，開放在祖國的百花園中，與內蒙古的《牧歌》、《爬山調》、苗族的《飛歌》、藏族的《拉依》等爭奇鬥妍；與陜西的《信天遊》、山西的《山曲》、安徽的《掙頸紅》等競秀媲美，資質瑰麗，形式奇特。

　　「民俗主義」説

　　近年來，隨著非遺項目的推進及各地各種演出形式的開展，「花兒」這種原生態的民俗傳統文化漸漸走到台前。與此同時，各地有關花兒的研究者也越來越多。2008年，著名民俗學家柯楊教授撰文就目前花兒研究的現狀提出自己的看法：整體水平有所提高，但視野仍不夠開闊；方法有所改進，但還沒有出現新的重大突破；回顧歷史和研究「過去」（傳統）的多，著力探討「現實」問題和應用研究的少。為了全面貫徹國家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工作中所提出的「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方針，為了進一步使花兒的研究成為當代文化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並與國際對話，我認為有必要引進「民俗主義」這一國際性學術概念，使我們這支隊伍拓寬視野，使研究工作更上層樓。

    柯楊教授認為，除了少部分人勤於田野調查頗多收穫外，多數人往往依據已往蒐集、記錄下來的第二手文本（包括歌詞、曲譜和有關史料）來進行研究，對「花兒」這種民歌樣式在發展演變中出現的變異，以及演唱環境和方式的新動向較少關注。在研究內容上，多數人仍然是從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或考證其源流，或論辯其名稱，或賞析其精粹，或闡釋其意義，總是在「花兒」的認識價值和文化史意義方面下工夫，而對「花兒」文化空間的分佈及作用、演唱環境的變遷、歌唱者與聽眾的互動關係、如何保護與傳承、如何使花兒這種民歌在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等方面，卻較少涉及。

    「正是由於以上這些問題的存在，我才深感在花兒研究隊伍裏，有引進‘民俗主義’這一概念的迫切需要。」柯楊教授認為，首先，它有助於我們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學術觀念，能把我們的思路從「歷史的」、「過去的」狹窄視域和束縛中解放出來，大大拓寬我們的學術視野，使許多現實的問題和適應社會需求的應用性研究，成為我們大家都能主動關注和參與研究的課題。第二，鋻於民俗主義這一概念對「傳統的當代形式」和「小人物的真實世界」的強調，以及對外部力量（如政府、企業等）干預、利用、再造民俗文化的傾向和民俗旅遊資源的開發特別關注，這就使我們不但應當把研究的對象從農村延伸到現代都市，從傳統文本延伸到現代媒體，從靜態研究延伸到動態研究，從實證研究延伸到應用研究，而且啟迪我們還必須把構建新的「地域意識」和「鄉土觀念」這類最新的文化動向也納入我們的研究視野。第三，我們目前的花兒研究，與花兒這種民歌樣式的保護、傳承與創新之間，還沒有找到恰當的結合點和突破點，仍然處於「兩張皮」的狀態，而民俗主義概念的引入，將大大改善這種局面。「因此，民間文化的保護、傳承、弘揚、傳播與創新，只有在深入進行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在吸收國外先進經驗並與我國國情相結合的專業理論的具體指導下，才有可能少走或不走彎路，並實現預期的目的。」